医疗反腐风暴席卷，有人甘被企业围猎 即时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国内医疗领域再掀反贪风暴。而随着医疗系统反腐工作逐步进入“深水区”，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成为本轮医疗反腐聚焦的重点。

【资料图】

一季度以来，多地纪检监察机关密集通报了多起医疗系统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信息。据界面新闻、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等媒体不完全统计，2023年前四个月，全国落马的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干部已经超过50人，其中有46位为在任或离休的医院党委书记或院长。

今年2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高压震慑下医药行业风腐问题不断变异升级 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一文，揭开了医疗行业贪腐的更多细节。

“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5起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案例，其中2起是发生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以科研赞助、支付回扣形式进行的商业贿赂事件。通报称，随着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一些医药企业采取更为隐蔽、复杂的手段，为其贿赂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如，有的企业以赞助科研经费、学术会议费等名义，进行不法利益输送；有的在医药购销环节给付医院工作人员回扣；有的通过生产环节虚抬药品价格、流通环节虚假交易等方式套取资金进行贿赂。”上述文章显示。

此前的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多部门加大联合惩处力度 形成强监管震慑力综合施治遏制商业贿赂》一文亦指出，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也是商业贿赂问题较为集中、多发的领域，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则是其中之一。

“任何领域都有滋生腐败的土壤，以及反腐的斗争。”中部某综合医院副院长刘元（化名）告诉时代财经，在医疗口，尤其是公立医院，腐败多集中于分管基建、药品耗材、设备采购等领域。尽管在医院招标、采购的过程中，有完备的招标小组、采购小组等按程序作业，但在整个流程中，实际上可操作空间大，薄弱环节也较多，同时部分地区监管依旧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分管副院长、院长是有能力、有权力干预正常的招标程序和采购流程的，致使“钱”流入自己或者相关利益人的口袋中。

医改专家徐毓才则对时代财经表示，近些年来，医疗领域的腐败行为变得花样繁多，如通过提供服务、为当权人买房、买车或助其子女上学等方式返还回扣等，在这一过程中，腐败的情况变得隐秘，涉及人员也变得冗杂。

“随着集采等医疗改革政策的逐步推进，一定程度上挤掉了存在于药品交易中的‘水分’，但消解整个医疗系统内的腐败，还需要更长的周期。”徐毓才说。

2023年1月9日，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宜宾市一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谢明均，以及党委委员、副院长杨利先后落马，拉开了新一年医疗反腐的序幕。

公开资料显示，谢明均与杨利此前都曾在普外科工作过，后均从医护技术岗、科室管理岗升迁至医院管理者，并搭档合作了11年。值得注意的是，谢明均在担任院长期间，一手推进了宜宾医联体的建设，推动了宜宾市及下辖县、镇6家医疗机构组建宜宾医联体管理委员会。

谢明均、杨利所在的宜宾市一医院正是医联体的核心医院，对基层医疗的行政、人事调配权和经营决策权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因此，核心医院对其他成员单位在医疗器械、药品、设备的使用和采购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调控能力和可操作空间。

此外，谢明均领导下的宜宾市一医院曾在医养领域投入85亿元资金，以建设宜宾·长江国际医养中心。但从2016年发布招商至今，该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

“一个新医院的基建项目，往往需要数十亿的费用支撑，在这中间往往就会出现不合规的情况。”刘元告诉时代财经。

目前，谢明均与杨利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两者的落马，仅仅是宜宾市医疗系统反腐的开端。

2月15日，宜宾市第二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龙海兵、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石骏双双落马。4月3日，“廉洁宜宾”公众号再发两则通报，通报显示，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屏山院区（屏山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蔡培强、宜宾市高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钟远伦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不足4个月，仅四川宜宾市当地医疗系统就有6人被查。

据界面新闻、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等媒体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落马的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干部已超50人，其中有46位为在任或离休的医院党委书记或院长，涉及江西、山东、四川等多个省份。这些落马的医院管理人员中不乏医院“一把手”、核心成员，亦或者是业界不可或缺的骨干。而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不完全统计，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各地共有55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这意味着，2023年前4个月，中国医疗圈被查和落马人数就已接近2022年前11个月的总和。

放眼全国，医疗系统人才辈出，但同样躲不过钱、权的诱惑与企业的“围猎”，其中就包括安徽省内赫赫有名的“神外一把刀”、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原副院长傅先明，以及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担任院长一职长达15年的原院长周晋。

据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3月-2019年9月，周晋利用其哈医大一院院长职务便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204万余元。

在上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6日发布的文章中，也透露了近年来医疗行业更隐秘的贪腐细节。

譬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原院长贺宪伟与企业见面商讨回扣、收受回扣时，均选择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单独见面，且使用不同号码，交易过程仅需几十秒，无语言交流，收钱即走；其回扣均为现金，并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医院医生贪腐形式变得多样且隐蔽，从侧面也反映出医疗系统腐败的复杂性。

“医疗行业是有技术壁垒的。”徐毓才对时代财经表示，在城建工程中，发包是简单、清晰的，但在医疗领域内，一台设备的采买，就型号、参数本身而言就十分多样，价格也不是统一定价。“诸如‘只有这家企业的参数可以满足我们的医院和医疗技术，它是无可替代的’这类话术频现。”

医疗领域反腐力度加大，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在系统内流传的“倒查20年”的说法不仅成为在职医务人员的紧箍咒，亦给医院退休人员敲响警钟。

2021年8月12日，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2021-2024年）的通知》（下称“廉洁从业行动文件”），明确指出反腐将针对所有医疗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

换句话说，上至大三甲医院，下至基层医院，反腐行动将逐步延伸至整个医疗行业。

进入2022年，医疗反腐高压态势持续。2022年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剑指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强监管下，医疗系统的腐败乱象逐步被清除。以由来已久的“收红包”现象为例。刘元告诉时代财经，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近十年来，“收红包”的现象明显减少。

上述廉洁从业行动文件中就着重提到，禁止医务从业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患者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

“随着社会进步、技术迭代，以及疾病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患者主动送红包、医生主动向患者索要红包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少。” 中部某基层医院院长黄安（化名）对时代财经称。

但医疗行业缘何滋生腐败，贪腐现象又为何频频出现，仍困扰着很多人。多位受访的医疗系统人士对时代财经表示，在内部，医院行政“一把手”及核心成员权力过大，且没有节制与制衡是其核心原因；在外部，医院与监管部门的关系也有些微妙。

多位受访的医疗系统人士指出，一般来讲，各级人民医院书记或院长在当地都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从地方卫健委角度讲，同期的卫健委主要负责人的任期一般少于医院书记、院长的任期。换句话说，医院书记、院长在当地扎根时间更长。此外，卫健委主要负责人或为系统外调入，未必专业，也不一定懂医院。因此，各级卫健委党组对下属各大型医院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缺失。

除此以外，医院利润、营收这笔“财务账”也是十分复杂。“医院是一个庞大的资金池，也是一个经济规模与体量非常大的单位，多则像郑大一附院掌握年入200亿元的营收额，少则像基层医院也要管理年均3亿～7亿元的营收。尽管医院有一层一层的采购、招标小组，但实际上是由一把手最终决定医院的采购、基建，以及其他的项目资金分配。”黄安对时代财经表示。

黄安告诉时代财经，多数情况下，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直接从科主任选拔、调任，尽管其饱读医疗理论知识和高超的医疗技术，但从技术岗位转至行政管理岗位不仅需要上述能力，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及对基本财务知识的了解，这些恰恰是这些科主任所缺乏的。

“他们更多欠缺严格的财务预决算理念，及对财经纪律的敬畏。”黄安评价道。

多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 》（财会〔2001〕41号）、《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31号））、《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国卫财务发〔2020〕31号）等文件，以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监管，防范和管控医院内部运营风险，提升医院运营合规水平。

“按照财务的流程，财务的预算、决算、审计也是医院运营的一环。医院也有自己的财务科，每年也会进行内部财务审计，但如果形同虚设，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刘元对时代财经称。

黄安也对时代财经表示，很多科主任、副院长、院长等没有经过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培训，在科室内已经有随意的安排合规或不合规的经费的苗头，升迁至医院管理层，在花钱方面也就变得更加随意。再加上企业“定点投喂”、医保基金的大力扶持，其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

在反腐斗争的背后，强监管与医改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掉了医疗系统中浑浊的水分。近些年强力推行的集采政策正是手段之一。

“集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腐或灰色收入的空间。”黄安指出，但当下集采也只覆盖了一部分，未来还需要更广泛推进才能得以从真正意义上降低虚高的价格。此外，还需要其他医改政策同步配合，才能真正意义上地解决医疗系统长久以来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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